“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”展览澳门举行 讲述《中国官话》的前世今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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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8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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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。 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管党兴党、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,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,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,就必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,坚决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。 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,是伴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的。现今,新时代已成为中国的最美底色,面对着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,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,正如《决定》里所提到的,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,保障党的全面领导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;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、职责交叉、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;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,权责划分不尽合理;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,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等问题仍然存在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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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,出席2962人,缺席18人,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。闭幕会由大会执行主席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。上午9时,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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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不久,一场名为“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”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。

在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,位居展馆正中的一本泛黄大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——《中国官话》。

这部诞生于1742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,比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英、英汉双语词典《华英字典》还早70多年。

 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?它的出版有着怎样的故事?  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名字  要谈《中国官话》的编纂,不得不先从黄嘉略说起。   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、连墓碑都找不到的“小人物”,但有位中国学者却对他关注了20年,使他由形象模糊到须眉毕现,也揭开了最早的一段法国汉学史。   公元1679年,黄嘉略生于福建省莆田县,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。 1702年,黄嘉略随同法国传教士抵达罗马,3年后长居巴黎,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,兼管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。 他用拉丁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汉语字典,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、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。

1713年,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·克洛德·雷尼埃结婚,育有一女。 1716年英年病逝。   270年后的1986年,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氏生平的研究,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。 根据许明龙所撰,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。 此后,他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担任翻译,但主要还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由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。

从1711年开始,黄嘉略开始编写《汉语语法》和《汉语字典》直至去世。 在这期间,黄嘉略先后得到了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,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。   历时30余载完成的词典  展览上的《中国官话》共516页,斑点小牛皮装帧,烫金书脊。

打开扉页的右下角,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图章,词典今天的主人卡迈尔先生告诉记者,这说明它曾经是传教士的藏书。 而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显示,它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《圣经》译成汉语的法国人——李季芳。   在当时的条件下,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,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以借鉴,手边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。

而且黄嘉略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病交加,5年之后他“壮志未酬身先逝”,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文书籍。

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文稿很重视,比尼昂专门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,当中不少手稿最终由傅尔蒙接手,这也是《中国官话》最后出版时作者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。   1742年,耗时30多年、花费万枚金币后,《中国官话》终于在巴黎面世,据说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赛宫。 令人遗憾的是,由于黄嘉略的英年早逝,傅尔蒙与弗雷莱两人为了争夺署名还闹上了法庭,这些原因都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,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寂寂无名。   一连串传奇成就的佳话  这次“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”展览的全部展品,均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。

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,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。   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代传人。

他告诉记者,据了解《中国官话》当时印刷了250本,现存大约15本。

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于国王的那本,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中,中国一本也没有。 因此,他决定将这本《中国官话》捐赠给中国。 他说,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幸是一样的,“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在一起”。   如果不是许明龙锲而不舍的发掘,黄嘉略恐怕早已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。 如果他在天有灵,得知他参与编纂的《中国官话》有望回到故乡,想必倍感慰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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